边地文化
母语部落记忆的样本

——非虚构作品《我的母语部落》创作谈

袁智中

第一次感受全球化浪潮对母语部落的冲击是在2004年。那时,我的故乡沧源,在日益蓬勃兴起的旅游产业浪潮的推动下,曾经作为落后文化被批判、被扬弃数十年之久的木鼓祭祀、剽牛血祀等文化习俗,伴随着浓厚的商业文化气息再次回到了族人中间。在旅游产业这双无形之手的推动下,曾经凭借祭司天才般记忆口耳相传的《司岗里》传说变得似是而非,承载着佤族深厚文化记忆的木鼓、寨桩、牛头、剽牛血祀,正连同她的族人一道沦为新奇的旅游商品。以“在场”的身份,讲述母语族群的故事,让已经消失和正在消失的记忆变得鲜活起来,这样的责任突然间变得紧迫起来。这一年,我断然放弃从事了10年之久的小说创作,踏上了以非虚构作品的方式记忆自己民族历史文化变迁的历程。

当我怀揣着族群记忆重建的梦想,行走在故乡沧源母语部落和族人间时,我的母语部落正在首轮“彻底告别茅草房”的新民居改造浪潮中经历着第一次深刻的变革。在短短不到三年的时间,我曾经访问过的单甲、嘎多、护俄、怕结、安也等留存着母语族群文化记忆的远古部落,就彻底改变了模样:传统榫卯穿斗结构的干栏式草顶木楼,被成排的石棉瓦顶砖混水泥建筑所替代,曾经的寨门、寨桩、竹木栅栏已经随风而逝,那些曾经被我记录、书写和讲述过的故事,已经遥远成了一种梦境。

2010年,我以新农村建设指导员的身份,再度回到了故乡沧源一个偏远的部落——芒公,开始了为期一年的部族生活。让我得以见证,芒公村落和我众多的母语部落是如何在新一轮“新农村·新家园”建设浪潮中,由一个还没有完全通路、通水、通电、通电视、通电话的传统村落,以一日千里的速度完成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跨越。在之后七年持续不断的新农村建设浪潮中,一个个整齐划一的现代新村、一排排崭新的红瓦白墙砖混民居,如雨后春笋般在佤山大地生长。从最临近城镇的乡村,到最偏远的山寨,一路奔腾汹涌。电视机里五彩缤纷的世界,越来越密布的水泥硬板路,越来越畅通的手机网络,越来越紧密相连的乡村公路,催生着新的思想、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故事,不断向人们宣告着一个崭新村落时代的来临。

全球化和城乡一体化已是不可阻挡。作为像佤族这样一个没有形成自己文字系统,并将猎人头祭谷、剽牛血祭、刀耕火种等原始习俗保留到建国初期的“直过民族”来讲,应该如何记忆本民族的历史、讲述自己的故事,已经成为一件进退维谷的事情。以“在场者”的身份,以母语部落“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光”,讲述这个全新的时代我的母语部落和族人们鲜活的故事,为自己的母语部落和族人们留下一份弥足珍贵的记忆。从2010年起,这一狭隘的动机,几乎构成了我讲述的全部力量。

八年的时间里,我亲历见证和记录的佤族村落从沧源县的芒公村辗转到拱弄村。在长达八年的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中,驻村初始的壮怀激情也在澎湃汹涌的村落变迁中变得从容理性;在经历了从媒体人到高校科研工作者的转型跨越中,眼中的母语部落也变得更加丰富厚重起来。因此,与其说这是一部忠实记录当代中国佤族村落社会文化变迁的非虚构作品,还不如说是自己在重返母语部落中,重塑自身文化人格的过程。

非常喜欢美国人类学家康拉德·科塔克说过的一句话:“科学的重要特征是看待世界的一种方式。理论是为了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有些东西存在的一套框架。”我想,许多年以来,自己一直试图努力呈现和探寻的正是,母语部落族人看待世界的方式和她们之所以能够存续至今的理由。因为在我看来,只有基于母族的深刻研究,才能更好地理解自己、理解他人和整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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